我相信黄侃的释义,又觉得徐复观的释义也是有道理的,于是对于刘勰的“道”,始终在黄、徐之间徘徊。两者都对,两者似又有不足。我现在姑且把徐复观的释义看成是“正读”,把黄侃的释义看成是“误读”,“正读”有正读的道理,“误读”也有“误读”的道理。
(三)“误读”为“自然之道”所具有的意义
黄侃把刘勰的“道”解释为“自然之道”,假定属于误读的话,难道这“误读”就没有意义吗?其实,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设置“原道”篇,力图追寻“文”原于什么“道”,这也是有意义的;把“道”解释为儒家之道,让人觉得陈旧而缺少新意,其意义并不很大。自汉代定儒家思想为一尊之后,文章讲究政治教化,说什么“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又说什么“先王”利用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9]这些都是一些陈词滥调了,刘勰变着法重复这些有何意义呢?倒是黄侃对《原道》篇的“道”的“误读”,把“道”说成与“文以载道”不同的“自然之道”有些新意,而且也有相当的根据。刘勰《文心雕龙》全书是很重视“自然”的。不但专列了《物色》篇详解描写自然,而且其它篇目也常会讲到相关的“自然”和人的心理“自然”问题,如《明诗》篇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又如《诠赋》篇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再如《神思》篇说到了“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是讲人心的“自然”的,其余篇章,多有讲到“自然”。因此自黄侃把刘勰的“道”解释为“自然之道”后,有不少研究者都是同意他的看法的,这不像徐复观说的那样,完全不应该在此问题上持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