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上文所述，我们从汉代礼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其若干思想文化特征。
其一，思想家与政治家合作。汉代礼治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汉高祖、汉武帝以及其后的昭、宣、元、成、平、章等皇帝为代表的政治家们，和叔孙通、陆贾、贾谊、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戴德、戴圣、刘向、刘歆、班固、扬雄、马融、何休、郑玄等思想家（礼学家）的合作。礼治要从理论变成实践，要从思想的层面落实到制度的层面，进而影响到行为的层面，需要中介。这个中介，就是政治特别是行政的环节。而以最高统治者皇帝为代表的官方，正是这个中介环节的体现者和实施者。这种情况，逻辑地决定了汉代礼学、礼治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品格，以及不可避免地依附政治、为政治所用的可能性。东汉名教的出现及其崩解，便是典型反映。当然，由于政治家的参与和认可，汉代礼学发展迅猛，奠定了后世礼学的基本规模和价值取向，这也是思想家们寻求构建长治久安之道的精神慰藉。
其二，皇帝参与学术讨论并裁决是非。从武帝举贤良对策，到宣帝石渠阁会议，再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经历十余朝，横贯两汉时期，历时二百余年，皇帝关注并参与学术讨论，并亲自裁决学术问题，形成了最高统治者直接干预学术的传统。这样，皇帝既是最高政治权威，也是最高学术权威。学术的独立性被统治者的现实政治需求所挤压，变得畸形，成为政治的附庸。这既说明汉代礼治的形成和成熟本身就是现实政治需要的结果，也说明汉代礼治的出现本身并不是学术独立发展的成果。正因为如此，学术、学者对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应当保持的距离，便被消弭于无形之中。这对于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