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有关西方传教士的论争
明代晚期，西方文化开始以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为媒介传入中国。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是继印度佛教文化之后，外来文化第二次大规模的传入。这种完全异质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俟大规模接触，便引发了激烈的论争。由于这种异质文化的传播者，是西方最保守的宗教势力，就决定了这种文化传入的两面性：一是耶稣会传教士为突破传教阻力而挟带的西方科技及其相关的思想文化，尽管这部分西学并不是当时欧洲的新学，而是当时欧洲的旧学，但是相对晚明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来说，仍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一是耶稣会传教士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教，即以天主教归化中国。晚明西方文化传入的这种特点，既决定了围绕这一事件所展开争论的激烈程度，也决定了评价这一历史重大事件的复杂性。
一、容纳与排斥之争
面对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土的传教活动，晚明的儒士文人首先面临的是容纳这种异质文化还是排斥它的问题。争论就从这里展开了。
政治上的新派之所以对西方传教士抱有宽容、同情的态度，主要是因为其中许多人面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企图从传教士那里寻找新的富国强兵的思想武器。同时，他们又大多是科学家或技术家，对传教士夹带进来的科学技术有着很高的评价，爱屋及乌，因而对传教士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