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项斗争获得胜利以后，行会特有的生计政策以实行行会的垄断为倾向，即行开始。消费者最初起而反对。但消费者就像今日一样，他们是没有组织的，虽然城市管理者或诸侯也许可成为消费者的代表。此两者，在其力之所能及的地方，曾强烈地反抗过行会获得垄断的要求。城市管理者为了充分提供物品给城市的消费者，常常不顾行会的决议，保持其任命“自由主人”之权。城市也设有市立屠宰场、肉店、面包房等，往往强令手工业者使用这些场所的设备，由此而将食品工业置于普遍的管理之下。此种控制，当行会成立初期尚未有固定资本时，更易实行。此外，行会确定最低工资及最低价格，城市则确定最高工资及最高价格，以平价的方法与行会的优越权相抗争。同时，行会又不能不与其他的竞争者相抗争。在这一类竞争者的名目下，包括庄园手工工人，尤其是乡村或城市内的修道院手工工人。修道院与受军事上管制的世俗庄园领主完全不同，因为其是合理的经营模式，故修道院可有种种工业的设备，且可积聚巨额的财富。修道院为城市市场生产时，实为行会之强有力的竞争者，故行会与之进行激烈的斗争。即使在宗教改革时代，修道院的工业劳动之竞争也为使市民站在路德一方的原因之一。此外，对于反对乡村之手工业者，不问其为自由或不自由的手工业者，定居的抑或巡行的。在这种斗争中商人常与乡村手工工人一起对付行会。斗争的结果，便是家庭工业和部落工业大量的毁灭。行会的第三种斗争，是针对劳动者的，即以各种形式，如关闭行会，或者增加成为主人的难度以阻止会员人数，他们便不易成为主人了。于此禁止不依主人而独立经营的劳动，不许有自己的住宅（因为帮工如有自己的住宅，则不易监督，不能使之受主人的监督）。而且禁止帮工在成为主人之前结婚，不过此事并不能实行，一种已婚的帮工阶级成了通例。行会也与商人尤其是零售商人进行斗争，因为零售商人供货给城市的市场，而且以最廉的价格获得生产物。零售商人较之行商风险更小，因此能获得确实的利润。所谓的零售商人，兼营商业的裁缝可谓其典型，实为乡村手工业者之友、城市手工业者之敌。他们与行会的斗争，为中世纪时最激烈的斗争之一。与此斗争同时的，在同一行会之内以及各行会之间亦有斗争。这类斗争，发生于同时包含有资本的手工业者与无资本的手工业者的行会中，无资本的手工业者即有变成有资本的手工业者之家族劳动者的机会。同一生产过程中，有资本的行会与无资本的行会间亦起斗争。此种斗争，在德国、弗兰特及意大利曾发生了残酷的行会革命，在法国曾爆发了一次大骚动；在英国则推移至资本主义的批发制度，几乎完全没有革命的暴力行动。此斗争的发祥地，为生产过程横向被分割而非纵向被分割之处。斗争尤其发生于纺织工业方面，因为在那里，织工、整毛工、染工、成衣工等并立，故出现了生产阶段中某一工序的加工者，使市场归于自己，将主要得利归于自己，而使他人成为自己的家庭劳动者。于此，整毛工往往获得胜利，将其他一切部门都推倒了，使他们只能以购入原料加工成成品再运至市场为满足。不过，亦有洋毡制造者或织工获得胜利的。而在伦敦，裁缝师颇得势力，将其他生产阶段的工作尽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结果在英国，行会中富裕的店主与手工业变得没有什么关系了。此种斗争，最初以妥协告一段落，但后来，此妥协出现了生产阶段中某一工序将市场据为己有的结果。索林根（Solingen）的事例也许可以作为典型的例证。在那里，铁匠、磨刀师、擦刀师于1487年经过长期斗争后订立一个条约，按此条约，三个行会皆保有市场的自由。不过结果却是，由磨刀师的行会掌握了市场。在此类角逐中，大抵生产过程的最终阶段能获得市场，因为手持制成品的人最易通晓顾客的情形。在某种最终生产物保有特别有利的市场时，大抵如此。故马具师在战争时，拥有使鞋皮店服从自己权力的最好机会。或者，在生产过程中资本最多的阶段，能使用贵重的生产设备者常占优势，使其他人受自己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