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无法以这种方式把我们自己看作是独立的，除非我们为这些忠诚和确信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些忠诚和确信的道德力量部分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靠这些忠诚和确信而活着，与把我们自己理解为我们所是的特殊个人——理解为某一家庭、共同体、国家或民族之一员；理解为某一历史的承担者；理解为某一场革命的儿女；理解为某一共和国的公民——是分不开的。诸如此类的忠诚不同于我所偶然拥有的价值，或者不同于我“在任何既定时刻所支持的”那些目的。它们超出了我自愿承担的职责，和我对人类所承担的“自然义务”。我对某些人所持有的这些忠诚不同于正义，它们不需要甚至不允许我所做出的契约推理，相反，倒是需要和允许我凭借那些或多或少能够持久保持的依附与承诺，正是这些依附和承诺一道给予我所是的个人以部分规定。
想象一个没有保持其类似构成性依附联系之能力的个人，并不是去拟想一种理想的自由而理性的行为主体，而是想象一个人完全没有品格，没有道德深度。因为拥有品格就是了解我生活在历史之中，尽管我既不吁求也不命令，可历史仍然是我选择和行为的结果。它使我离某些人较近，离另一些人较远；使一些目的较为适宜，另一些则不太适宜。作为一种自我解释的存在，我能够反思我的历史，并在此意义上使我自己与历史保持一种距离，但这一距离总是不确定的、随时变化的，反思的视点也永远不会最终超逸于历史本身。因此，一个有品格的人知道，他在各个不同的方面都如同他所反思到的那样，是十分复杂的，也会感受到他所了解事物的道德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