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盖上都是灰，我也不嫌弃，用袖子擦擦，往花爷桌边一坐就喝上了，一面看着里里外外的人和事，没什么蹊跷，也没有外人的踪迹。
花爷好像一点儿都没觉得我离家很久了，很自然地问我：“摩根今天来不来？”
我摇摇头：“不知道。”
花爷是十号酒馆最穷和最铁杆的酒客，没有之一，七十多了，腰板还挺得很直。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是一件花褂子配头上的破贝雷帽，三九天加个狗皮外套，脖子上挂的贝壳项链是他唯一的孙女亲手做的。
他独自住一个租来的地下室，四处打些零工糊口，过得苦哈哈的，经常一瓶啤酒喝得只有一口了还去存。约伯每回都给他存，之后还真的会把那口酒又拿出来给他喝，也不介意里面都起沫子了。
花爷虽然穷，但那是一种有境界的穷，跟普通的穷人不一样。我们认识他很久之后才听说，他其实有四个儿子，全有大学问，做大生意，每年轮流回来，苦苦哀求花爷跟他们去享清福，花爷却跟地下党员杠上七十六号一样，宁死不从，被抓去北美和欧洲各两次，每次他个把月就悄悄一个人溜回来了，后来干脆跟儿孙们断了联系。
年轻人们要体会什么叫作“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必须跟花爷一席谈——人家是真正的楷模。
他听到我说不知道，破天荒地叹了口气，说：“摩根再不回来，我明天就要去医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