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帖展现了王献之新创书体“破体书”的书风。此帖虽为行书，但有的字近楷书，如上所述；有的字是草书，如“何如”“献之再拜”等，楷、行、草杂处一纸，却能自然、协调，毫无牵强之感。书写自由，不拘体式，由此可见东晋士人寄情翰墨，自由书怀的风尚。
唐太宗尊大王，贬小王，曾以“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62]讥诮王献之的书法，而此帖的字势既不“疏瘦”，笔踪亦非“拘束”。若仅就此帖书风而论，太宗之说自属偏见无疑。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动荡时间最长，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但也是我国文化艺术的大发展时期，它没有给书法艺术的发展带来阻碍，反而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促进作用，使书法艺术在此时期彻底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正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的话：“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