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完全不会想到，正是因为自己的这一举动，应该说直接引导了中国化的“纯诗”理论与西方象征主义的鲜明的区分，就此意义而言，《谭诗》无疑具有了中国象征诗理论建构的价值指向，穆木天以法国象征诗派为梳理基点而发出的既联系又独立的对“纯诗”的思考，俨然具有了宝贵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根本变化的意义，甚至是对中国几千年诗歌观念的深度探索。或者说，一种全新的诗歌价值观因此而走向形成，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度成为衡量新诗的标尺，正如穆木天精神结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样，因为富有强大的感染力，而如此不容置疑。
[1] 潘颂德。穆木天诗论与中国新诗发展方向［J］.东疆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1）。
二
穆木天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学者、翻译家，更重要的是，穆木天是我国现代诗歌史上重要的诗人，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和诗歌理论上，都为中国新诗提供了重要的新诗文本与新诗研究范本，为中国新诗发展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宝藏。与大多数跨文体的作家一样，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穆木天涉猎的领域虽广，但首先仍是以诗人的身份而为大家所熟知的。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二十多年间，他在革命的战火、生活的动荡中辗转颠沛、北下南上，却从未放弃文学上的潜心研究与创作，先后出版了几本诗集，其中有今天大家仍然非常喜欢的《旅心》《流亡者之歌》《新的旅途》等作品。从20世纪20年代穆木天在诗坛崭露头角开始，到他外出求学，成为象征派诗歌先驱，直到20世纪40年代他的创作从现实主义走向浪漫主义，可以说，他的个体的文学路径，恰恰就是象征主义在中国的行进路径，当然同时也确定了穆木天在象征主义早期由西方向我国文学领域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穆木天的象征主义诗歌集《旅心》的文本，也因此具有了被不断阐释与解析的命运。1923年到1926年，穆木天在东京帝大攻读法国文学。当时穆木天正值青春韶华，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艺术的迷醉，以及对故国的深切思念，是他生命中的巨大张力所在，因此他写下了几十首深情而优美的诗，并于1927年收编成册，名为《旅心》。《旅心》的内容主要表现为诗人对祖国和故乡的深切怀念。正如汕头大学文学院著名穆木天研究专家陈方竞在《〈旅心〉的象征主义追寻——留日创造社作家穆木天论稿（二）》中所言：“《谭诗》和《旅心》烙印着穆木天留学日本的生命历程，镌刻了穆木天在日本文化影响下与法国象征诗结缘的根由，展示了中国象征诗最初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尝试。由此可见，‘五四’后的中国新诗观念和创作的象征主义发展，具有世界观和人生观根本变化的性质，体现了留学日本的创造社作家对新文学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1]的确，诗集《旅心》无可替代地开拓了中国象征派新诗歌的新天地，诗集中一些诗篇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以及一些诗篇融进的浪漫主义写作手法等，以鲜明的情调，传递着个体写作者的情绪。穆木天在与象征派交融的初期，潜意识中意在接通西方现代新诗的交响理论，在极力构建象征世界以外，他还接受异域文化的更多艺术审美启蒙，音乐、色彩等一切给予人心灵悸动的东西。他执着地追求诗的纯粹性，使诗向音乐的本真性靠拢，通过乐感暗示人的精神感知，使诗集《旅心》形成了丰富而多维的艺术风格与美学品质。因此穆木天的诗集《旅心》无论从哪个维度来考量，均可以定义为一部经典之作，是中国新诗史上的文本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