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校所培养的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不仅像五四时代的学生那样与农民颇有隔阂，而且与传统的权贵也格格不入。在广大农村、中等城镇，甚至大城市的重要部门，这些权贵仍在继续不断地监视着日常生活。这些分歧使地方上的军阀割据更易出现，它们在1912年君主制度倒台后，又开始重整旗鼓。这种教育制度助长了社会、政治的分裂，由于它从来不是完全按照某种单一的模式设计的，除了少数学校外，教育质量也从未达到其模仿对象的水平，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官方的法规、教育家的期望与现实的学校事务常常不能一致。总的说来，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前，教育精神是刻板、专制的，但也有些成效，学会了使用不同的教育方法、课程设置——主要取自英美而不是日本。另一方面，独裁精神往往与日本式的实践很少联系，与坚持传统的教育方法则颇为有关。初等教育尽管在名词术语上有了一些变化，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调整，但仍继续由传统的方法进行。众多的儿童就学的仍是私塾，他们在那儿背诵老式课本，学习四书五经。[13]在中学、大学，这种教育方法也屡有发现，这些学校的课程是根据官方的命令设置的，它们的师资缺乏训练，尤以理科为甚，设备也很少。这样，就必然会形成一种拘泥于形式、咬文嚼字、纯理论的教育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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