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发现,我和胡马尼都被甩在人圈儿外面了,我们一个守着音响,一个斜靠吧台,像棋盘上不尴不尬的两枚孤子。我又观察了一下那小伙子的脸,居然读出了类似于忍辱负重的意味。我并不是那种在哪儿都要充当焦点,受不了半点儿冷落的人,但还是对眼下的气氛感到不舒服。于是我趁没人留意,到门廊找到自己的大衣,匆匆溜走了。
新年聚会以后,陈金芳有两个多月没联系我。我想,可能是她觉得我的不辞而别很失礼,或者是对我那天谈话时的话里带刺儿感到不舒服了吧。如果是前者,我固然承认自己不够周全,但要是因为后者,我却不觉得有什么需要反省的。说真的,身处于如今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群人中间,我还认为不能随时随地破口大骂是压抑了自己呢。而这样的心态,也可被视为自己“仍然年轻”的表现吧。在那个千年极寒的冬季里,我照常到单位点卯,照常被拉去赴各种各样的饭局,照常往海南打长途电话“问阿玛、额娘的安”。我逐渐适应了有序但却杂乱、热闹但却孤单的离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