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晚饭时，她同样目不转睛地监视着我们。吃完饭，她儿子来接班了；等到只剩下威克菲尔先生、他和我三人时，他就充满敌意地斜睨着我，还不停地扭动着身子，弄得我简直没法忍受。到了客厅里，那个做母亲的又坐在那儿编织、监视。在爱格妮斯唱歌弹琴时，她自始至终都坐在钢琴旁边。有一次，她还指定一支民歌叫爱格妮斯唱，说她的小乌利亚最爱听这支歌了（这时，乌利亚正在一张大椅子上打着哈欠）。在唱歌时，她还不时地回头看看她的儿子，然后对爱格妮斯说，她的小乌利亚已经听得出神了。她不说话则已，一说起话来，总要提到她的儿子——我不相信有过例外。我明白，显然这是分配给她的任务。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就寝的时候。眼看这母子俩，像两个大蝙蝠似的俯临在整座房子的上空，用他们那丑陋的形体，把房子里遮挡得暗淡无光，我感到难受极了，我真想待在楼下，任凭编织什么的，也不愿上床去睡。我几乎一夜都没有睡着。第二天，编织和监视重又开始，延续了一整天。
我想跟爱格妮斯说说话，可连十分钟的机会都没有。想把我写好的信给她看看也没能办到。我提议请她和我一块儿出去散一会儿步，可是希普太太一再嚷嚷自己的病加重了，爱格妮斯心肠好，就留在家里陪伴她。将近黄昏时，我只好独自一人出去了，盘算着该怎么办，以及是否该把乌利亚·希普在伦敦跟我说的话，继续瞒着不告诉爱格妮斯；因为那番话又开始使我感到非常不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