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道教迎合真宗的帝王心态，所以从大中祥符到天禧年间，真宗成了道教狂，四处遣使修庙祀神、上神仙尊号、度道士等崇道活动异常频繁。如为奉天书，修昭应宫，“小不中程，虽金碧已具，必毁而更造，有司不敢计其费”。[52]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诏天下宫观陵庙，名在志者，功及生民者，并加崇饰。次年诏诸路、州、府、军、监、关、县择宫地建道场，民有愿舍地备材盖者听便。史称：“时罕习道教，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53]此外如上神尊号、设醮奉神，设立宫观使或宫观提举，优礼道士，招徕隐逸，服用金丹治病等日甚一日，宋代的崇道活动进入有宋以来的第一个高峰期。无疑，真宗崇道促进了道教的发展，但因靡费过大，加重了社会危机，宋中叶已出现的“三冗”问题与此有相当大的关联，这是真宗皇帝没有预料到的。
（三）徽宗崇道
真宗把崇道活动推到了高潮，尽管其后由于多方面原因，统治者的崇道活动有所收敛，但道教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统治者继续利用道教为其统治服务。
仁宗时崇道活动有很大收敛，这是因为崇道造成了国家财政拮据，加重了社会危机，出于维持封建统治，不得不对过度的崇道活动加以限制。再者由于佛道的流行，动摇了儒学的正统地位，所以从此时兴起的新儒家们开始从政治、思想文化的角度反对崇道扬佛，目的是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如王曙上书直接批评真宗“信方士邪巧之说，蠹耗财用无纪，今天灾乃戒其侈而不经也”[54]，反对兴建玉清昭应宫。言词可谓尖刻。但仁宗不可能彻底改变真宗的崇道政策，许多做法依然保留下来，主要原因还是想利用道教为其统治制造舆论。不过仁宗利用道教，主要是用来祈雨、祷嗣，当时盛传仁宗为“赤脚大仙”，这说明他还是比较崇奉道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