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道教迎合真宗的帝王心态,所以从大中祥符到天禧年间,真宗成了道教狂,四处遣使修庙祀神、上神仙尊号、度道士等崇道活动异常频繁。如为奉天书,修昭应宫,“小不中程,虽金碧已具,必毁而更造,有司不敢计其费”。[52]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诏天下宫观陵庙,名在志者,功及生民者,并加崇饰。次年诏诸路、州、府、军、监、关、县择宫地建道场,民有愿舍地备材盖者听便。史称:“时罕习道教,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53]此外如上神尊号、设醮奉神,设立宫观使或宫观提举,优礼道士,招徕隐逸,服用金丹治病等日甚一日,宋代的崇道活动进入有宋以来的第一个高峰期。无疑,真宗崇道促进了道教的发展,但因靡费过大,加重了社会危机,宋中叶已出现的“三冗”问题与此有相当大的关联,这是真宗皇帝没有预料到的。
(三)徽宗崇道
真宗把崇道活动推到了高潮,尽管其后由于多方面原因,统治者的崇道活动有所收敛,但道教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统治者继续利用道教为其统治服务。
仁宗时崇道活动有很大收敛,这是因为崇道造成了国家财政拮据,加重了社会危机,出于维持封建统治,不得不对过度的崇道活动加以限制。再者由于佛道的流行,动摇了儒学的正统地位,所以从此时兴起的新儒家们开始从政治、思想文化的角度反对崇道扬佛,目的是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如王曙上书直接批评真宗“信方士邪巧之说,蠹耗财用无纪,今天灾乃戒其侈而不经也”[54],反对兴建玉清昭应宫。言词可谓尖刻。但仁宗不可能彻底改变真宗的崇道政策,许多做法依然保留下来,主要原因还是想利用道教为其统治制造舆论。不过仁宗利用道教,主要是用来祈雨、祷嗣,当时盛传仁宗为“赤脚大仙”,这说明他还是比较崇奉道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