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下绝大多数的官员是辉格党党员。我这位新来的海关稽查官不是一名政客，而且，虽然我原则上是一名忠实的民主党党员，但我既不接受也不赞成任何政治服务。这对他们那种“神圣”的兄弟关系而言倒是幸运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一个活跃的政客安插在这个有影响力的职位上，承担起抵制辉格党出身的海关征收员的任务——这是易如反掌的事，因为这个征收员病魔缠身，无法亲自主持工作——那么在这位赶尽杀绝的天使登上海关台阶的一个月之内，这群老家伙中就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了。根据公认的准则，将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头儿一个个地裁员，对一个政客而言这简直可以说是恪尽职守。显而易见，这些老家伙担心我会有此类鲁莽的举动。他们一看到我就露出一副惶恐的样子。那张饱经半个世纪风霜的布满深深的皱纹的面孔，一见到我这个绝无害人之心的人，就一下子变得神色黯淡了。有一两位在跟我讲话时，我能觉察出那战战兢兢的声音——而在往昔，这声音足以盖过扩音器，其声嘶力竭的程度也足以将北风之神[6]吓得不敢作声——看到这一切，我感到很痛心，同时也感到好笑。他们这些杰出的老人也知道，根据常规，同时也考虑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自己的低办事效率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应该把位子让给在政治上更正统，比他们更适合为我们共同的山姆大叔政府效劳的年轻人。我自己也晓得这一点，但是我不忍心照此办理。因此，他们在我任职期间，继续在各码头走动，在海关大厦的台阶上上上下下。我自己的声誉因此丧失，也活该丧失，同时，作为公务员，我的良心也受到损害。于是他们照常花很多时间将椅子斜靠在墙上，在他们惯常待的角落里打盹。他们上午会醒来一两回，千遍万遍地讲着老掉牙的航海故事和发了霉的笑话，以此来互相烦扰。这些故事和笑话已成了他们之间的口令和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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