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斯和许模克两人的性格与感情,都有德国人那种婆婆妈妈的孩子气:例如爱花成癖,爱一切天然景致,在园子里砌些玻璃瓶底,把眼前大块文章的风景,缩成了小规模来欣赏①;又如探求真理的脾气,使一个日耳曼学者穿着长筒靴,走上几百里地去寻访一点儿事实,而那事实就在院子的素馨花下,蹲在井栏旁边瞅着他笑;再如他们对微不足道的小事都需要找出一个形而上的意义,从而产生了李赫忒那种不可解的作品,霍夫曼那种荒诞不经的故事,和德国印行的那些救世济人的巨著,把芝麻绿豆的问题看作幽深玄妙,当作深渊一般地发掘,而掘到末了,一切都是德国人的捕风捉影。
两人都是旧教徒,他们一同去望弥撒,奉行宗教仪式,可是跟儿童一样,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向忏悔师说的。他们深信音乐是天国的语言,思想与情感还不能代表音乐,正如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思想与情感。因此,他们之间拿音乐来代替谈话,一问一答,可以无穷无尽地谈下去,而所谓谈话,无非像情人似的,加强自己胸中的信念。许模克的心不在焉,和邦斯的处处留神,正好是异曲同工。邦斯是收藏家,许模克是幻想家:一个忙着抢救物质的美,一个专心研究精神的美。邦斯瞅着一只小瓷杯想买,许模克却在一旁擤着鼻子,想着洛西尼、裴里尼、贝多芬、莫扎尔德的某一个主题,推敲这乐句的动机是什么一种情操,或者它的下文又该是一种什么情操。许模克的理财原则是漠不关心,邦斯是为了嗜好而挥霍,结果是殊途同归: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两人的荷包里都一文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