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在上海图书出版界的,是这一年,大量古书成批翻印[8],报上经常刊出满幅广告,这些出版物对整理国故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么多大书店,集中一个时期翻印这么多古书,也不免为弥漫社会上的复古之风助长了声势。
那时,我常去内山书店,有时为了去看望鲁迅先生,有时专程去浏览新到的日本文艺书。我虽不通日文,但从书名和内容的汉字部分,也还能粗知大概。内山老板见我喜欢书,经常送我一些日本出版商印发的图书目录和成套书的宣传品。我回家后,灯下枕边细细翻阅,颇有启发。我看到日本的成套书中有专出新作品的,也有整理编选旧作的,名目繁多,有称丛书、大系、集成或文库之类,范围很广,涉及文学、艺术等各个部门。其中有一套整理编选近代现代文学创作的大套丛书,都不是新创作,而是已有定评的旧作的汇编,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就想,已创刊的《良友文学丛书》,符合出版水平的来稿不多,要经过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才能出成数十种或上百种。我为什么不来一个整理编选工作呢?“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现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文艺作品,屈指计算,为数也不少,这些书都是纸面平装书,分散在各处出,极难觅齐,如果我能把它择优编选,统一规格,印成一套装帧美观、设计新颖的精装本,可取名为“‘五四’以来文学名著百种”之类,那不是克期可成的工程吗?但这个想法立刻被自己的第二个思想所否定了。一百种成名之作,如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和胡适的《尝试集》等,不是由各个不同的书店所出,版权页上都写明“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八个大字吗?我有什么办法去冲破这条出版法呢?但企图整理编选“五四”以来文学创作的这个编辑构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