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只活了58岁，综观他一生的事迹，机警善变，果毅有为，实算一个杰出的人物；他在中日甲午一役前，以清廷使臣资格，应付朝鲜动乱的局面，眼明手快，乃为日人所忌，李鸿章亦特别赏识，他堪称一个“干员”。康有为、梁启超等鼓吹维新变法，他参加强学会，赞助甚力，他当然又算得是一位识时务的“志士”；但旋在新旧两派剧烈斗争，行将发生政局巨变之际，他审择利害，决然出卖“戊戌六君子”及清德宗，又转变为一个见利忘义的“市侩”，他由此邀承慈禧太后的恩宠，取得山东巡抚的职位。在庚子变乱中，与粤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等合议划境自保，因之太平军不敢入侵山东一步，遂得“才堪应变”之誉，不久且继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还兼着商务、路政、电报、外交、练兵等大臣荣衔。李鸿章、张之洞谢世之后，他竟简直成了庙堂支柱，唯一的“能臣”。可是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辅政，却对袁世凯来了一个报复性的打击，于是他不得不“退隐洹上”了。然而革命军起义武昌之后，全国纷纷响应，清廷震惊失色，弄得手慌脚乱，便只好恳请袁世凯以宗社为重而出山挽救危局；但他心里有数，乘势摆出一种姿态，总是坚卧不起，逊谢不敏，等到清廷被迫无奈，一切条件讲好，他坐上内阁总理大臣的交椅，便再不推辞了。他总揽政权，手握重兵，在清廷与革命军二者之间卓然形成第三势力，既以革命军之矛来攻清廷之盾，复以清廷的招牌，来作虚轰革命军的讨价还价的工具。他操纵自如，左右逢源，结果就这样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他再起之初对外宣称是：“惟有益坚尽瘁之初心，勉竭鄙力能至，奋此愚忠，战彼群魔，但求皇统之能保存。”曾几何时，在他得到南京民国政府对之表示拥护的时候，他竟毫不踌躇地“忍负孤儿寡妇”而转移其皇统了。他这种行径，显然是与历史上的“权奸”，先后如同一辙。他为要跨上大总统的宝位，言论又是焕然一新了，他对南方侃切表示：“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民国元年三月，他在北京行大总统正式受任礼，更明白宣誓：“世凯深愿竭其能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时过境迁，这些幌子又成了功成身退的废物；他这种哪里说哪里丢，完全不守信义的作风，又是活灵活现的流氓派头。他当时最不满意的是那般叫嚣凌厉的所谓党人，他的雅量容纳他们不下，他决心清除这些捣乱分子。他为了争取自己的成功，为目的不择手段，便远师李斯佐秦并灭六国的老办法：“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施行这种黄金白刃政策的结果，宋教仁首遭其牺牲，且引起赣宁之役。于时袁世凯筹款练兵，早有布置，劲旅南下，随即底定，便志矜意潢起来，以为武力可恃，民心都已归附，从此更不免把政治看成一种“玩弄”，一般希宠之徒，如杨度、胡瑛、孙毓筠、李燮和等果真成了猪仔而钻入牢笼。他们迎合意旨，要请大总统再高升一步，当然只有“帝制自为”了。但是真正有理想抱负的人才，黄金白刃还是没有用处，梁启超、蔡松坡、唐继尧、李烈钧诸人崛起边隅，振臂一呼，一个美轮美奂的新朝局面忽然破绽百出。众叛亲离使袁氏一筹莫展，竟忧愤以死。以他那样老奸巨猾的人物，乃因蔽于一念之私，以身家性命作孤注之一掷，这未免又太富于“冒险家”的气质了。总之，袁世凯以一旧官僚之身，而能够兼备“干员”“志士”“市侩”“能臣”“权奸”“流氓”“冒险家”一连串的性格，诚可谓雄才大略，不以一德自拘了。袁世凯作了83天的洪宪皇帝，却因此造成自身的毁灭，这应该是一件值得哀痛惋惜的事。因为他是杰出的人才，而国家社会要培育出一个杰出人才，不是甚么容易的事，所以袁世凯的自我毁灭，平情而论，不只是袁氏一人一家之不幸，而实在是我们中国之不幸。假使袁氏正位大总统之后，一秉大公，为国服劳，以其智略才干之美，又当人心求治甚殷之时，其所成就，岂可限量？乃不知出此，舍坦荡荡的大道而就邪曲荒绝之小径，身败名裂害了自己，亦祸国家。哀哉，我之哀袁世凯，亦正所以为中国哀也！我常觉得，袁世凯具大有为之才，又居大有为之位，而他绝对对不住国家民族的地方则有两点：其一是他延误了中国至少50年的进步。他卖友卖君，以致造成戊戌政变的惨局，这是摧残了中国方在抽芽的宪政生机；洪宪称帝的演出，他伪造民意，劫持舆论，又来推翻共和，打击民主。这两件事都是抑挫进步，无异使中国历史向后倒退。戊戌维新的失败，使清廷的腐旧顽固势力再苟延残喘达十余年之久，袁氏因称帝而坍台之后，中国由统一的形势转为军阀割据之局，扰攘不休，战祸频仍，其流毒实迄今而未已。其二，由于他太缺乏政治道德，把社会风气败坏得太厉害。他是典型的官僚，他一心只想“使天下英雄入吾毂中”，而彻底忽视民瘼；他最虚伪，善于扮戏，欲擒先纵，忸怩作态。平时口口声声总是高叫“道德、理义”，而实际却专进行反道德反理义的阴谋。这种情形，外国人看得尤其清楚，日本大隈重信批评他说：“袁氏颁布命令，往往好用华美之文词，以自文饰，非援用古圣贤之格言，则侈陈爱国爱民之苦衷。在言者恬然不以为耻，见者亦夷然不以为怪，此盖习惯使然，尤为中国可恐之一事。盖重文字轻实行，则凡古圣先贤之所垂训，经史集传之所记述，皆不免为悦耳目娱心志之具。甚且躬蹈万恶，仍可假文字以欺人。”这个针砭，不徒击中袁氏要害，实在是可以适用于我国一般的官僚。袁氏以一个居高位而领导风气的人物竟特别倾注其心力于这“言不顾行”“欺世盗名”的伎俩，是其影响于世道人心是如何的重大啊！袁氏虽死，这种流毒确是变本加厉：说冠冕堂皇的话，做肮脏罪恶的事，这几乎成了这二三十年来的官场通病，袁氏始作其俑，所造罪孽实在不小。以上所指陈的两点我认为袁氏应该负有极大责任。自然，倘还有人要为袁世凯谋开脱，也未始不可谈出一番道理来，譬如说：一个政治上的大人物他是习惯于作权力意志的斗争，为了成功，哪能面面顾到？又如说政治道德的树立不起，这是自来已然的事，袁世凯在坏风气中孕育出来，而又才智超人，善于玩弄政治的技巧，他偶然跑在前头，实不足怪。这虽然也是根据部分事实的看法，但我们再深入一层，加以研讨，仍不能不特别惋惜他的“不学无术”，枉自做了一世奸雄：第一，他只追求个人的成功，而不知争取国家民族的成功。官僚臭味、英雄思想使他与人民大众远远隔绝，对于中国民族历史文化既毫无素养，又利令智昏，敢于违抗时代的潮流，他如何不招致最大的失败？第二，清末官场本鬼蜮世界，他自坏风气中陶冶而成，并由此起家，所以他深深了解人性的弱点，遂从而尽量利用之，把社会的黑暗面看得太多太惯，反而不大相信社会尚有光明的一面；于是勇于为恶，习与性成，视为当然。他过分重视随顺时风所能获得的种种便宜，却忽视了随顺时风的人往往也会自食其果的事实。是以政治上的人物，成功于阴谋者，亦常失败于阴谋。逆取而不顺守，犹如以水济水，其势自必不久。袁氏当国，徒计个人之得失利害，而无远大的理想，其势威赫赫，虽若足震慑当世，但无精神上的号召力量，基础不稳，一有蹉跌，极易瓦解，这本是暴力政治必然的命运和应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