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特和奈格里笔下的中产阶级幻想里，资本为生产资料“全球范围”流动创造了条件(例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企业开发的技术能更好地联结起世界各地，从而促进剥削，加快剩余价值的流通);然而，资本主义不知何故从日益在全球范围发展的生产基础上消失了，并且它们由诸众的欲望所决定，这就使它们成了独立于抵抗创造其自身条件的场所。按照哈特和奈格里的颠倒逻辑，为了创造利润，资本现在开始“追逐”“自治的”“生产性相遇”——资本首先得生产出来的相遇。毫不奇怪的是，哈特和奈格里最终要肯定的正好是这种(新型)实践：发展了技术之后(就像我在前面的章节里认为的那样，这些发展确保了利润的增长),全球资本需要升级劳动力。
比如说，企业领导不但要求他们的雇员掌握其他语言、拥有全球化的敏感度，还要求他们具备所谓“情商”(EQ)或情智。《时代》(Time)杂志的文章《如何带领学校迈入21世纪》(“How tobring Schools into 21st Century”)讨论了教育的新需求：“现在，无论孩子们知道与否，他们都已经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了，并且他们都必须这样行事。UPS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埃斯丘(MikeEskew)谈到企业短缺的那类雇员时认为，他们要具备‘全球贸易所需的素养，要能够理解外国文化，通晓不同的语言’。”这篇文章甚至还强调：“情商(EQ)……在今天的职场中与智商(IQ)同样重要。‘如今多数创新性工作都牵涉到庞大的团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前任首席执行官诺曼·奥古斯丁(Norman Augustine)说，‘我们必须强调沟通技巧，这是一种团队协作以及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合作的能力。’”也就是说，为了适应全球市场，主体性必须得到“重组”(retooled)。在变动后的工作条件下，为了确保雇员能在智力、情感和实践方面互相交流从而提高效率，这种重组是必要的。也就是说，零售、营销、医护等职业越来越依赖“情感”技巧，以便有效地沟通、同情并关心他人，或者学会使用电脑网络技术。工人们确实越来越需要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心脑劳动”(Commonwealth,132)。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如今的价值源于情感，或新的情商以某种方式独立于生产出它们的条件。如果雇员受益于这些新的技能——例如，通过创造新的交往或相遇，或能以新的方法进行共享，甚至组织起政治抗议——也并不意味着情感现在独立于生产，事实其实恰恰相反。它们表明，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建构的不仅仅是劳动空间，而且越来越多地涉及家庭和休闲空间——这种趋势是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结果，它使发达国家成了服务、零售、消费和护理产业的空间。那么,哈特和奈格里的情感唯物主义是如何看待城市的呢?显然，哈特和奈格里的颠倒逻辑同样贯穿在他们的这一观点之中：工人阶级虽然身处“工业城市”,但他们“在工厂里进行生产，然后穿过高墙，进入城市，开始其他生命活动”。他们接着写道：“今天，生命政治城市终于开始兴起。伴随着生命政治生产霸权的出现，经济生产的空间和城市的空间也开始重叠。不再有工厂的高墙来分隔彼此，‘外部性’也不再处于产生价值增殖的生产场所的外部。工人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从事生产。事实上，共同性的生产正成为城市的生命本身。”(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