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行诸己者,尤为卓绝。横渠曰:“学必如圣人而后已。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而不求为圣,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蔽。”伊川曰:“且莫说将第一等让与别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说,便是自弃。虽与不能居仁由义者,差等不同,其自小则一也。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人为志。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所以必希圣,必以第一等人自期者,以天下惟有一真是,舍此皆不免毫厘千里之差也。
如此彻底之道,并不恃天赋之资。其功皆在于学。伊川曰:“别事都强得,惟识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钟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时而满。惟天地之量则无满。圣人,天地之量也。圣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资也。天资之量须有限。大抵六尺之躯,力量只如此,虽欲不满,不可得也。”读“六尺之躯力量只如此”九字,真足使困知勉行者,气为之一壮矣。
理学家之学,于理求其至明,于行求其无歉。然二者又非二事,明理者,所以定立身之趋向;立身者,所以完明理之功用也。抑此非徒淑身,施之当世,亦无亏慊。以天下惟有一理,治身之理,即治世之理也。理学家最服膺之语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语出伊川《易传》序。)其斥理学以外之学,则曰:“言天理而不用诸人事,是为虚无,是为异学。言人事而不本诸天理,是为粗浅,是为俗学。”二者之为失虽异,而其失惟钧。皆以不明乎独一无二之理,故其所行遂至差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