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当年的知青教导员对待业感到的不过是茫然和惆怅的话，那么姚守义们对待业感到的则是内心的痛苦和强烈的愤怒了。
幸亏这会儿他跟前放着一大盆山楂。幸亏一个姑娘，不，一个少妇，不，一个年轻的母亲和他面对面坐着，和他一块儿穿糖葫芦。否则，他可能又会去找严晓东，两人一块儿凑点儿钱，到某个街头巷尾的肮脏小饭馆借酒浇愁。
年轻的母亲有一张女孩儿般的娃娃脸。孩子的脸却是长得像个小老头儿，描几道皱纹画上几撇胡子就更像了。
山楂嘛，是一等的山楂，又红又大，瞧着就使人嘴里酸溜溜的。
女人本身就是耐心，就是力量，就是男人们将许多事情做好的最可靠的保证，是稳定男人情绪的万应灵丹，尤其一个女人不难看是这样；难看的女人另当别论。
姚守义放下第一百零三支糖葫芦，立刻拿起第一百零四根竹签子，并且向年轻的母亲提出倡议：“咱俩把剩下这点山楂都穿完了怎么样？”
剩下那“点”山楂起码还够他和她每人再穿一百零三串的。
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笑，乐意地说：“行啊，反正我今晚也没什么事儿可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