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当年的知青教导员对待业感到的不过是茫然和惆怅的话,那么姚守义们对待业感到的则是内心的痛苦和强烈的愤怒了。
幸亏这会儿他跟前放着一大盆山楂。幸亏一个姑娘,不,一个少妇,不,一个年轻的母亲和他面对面坐着,和他一块儿穿糖葫芦。否则,他可能又会去找严晓东,两人一块儿凑点儿钱,到某个街头巷尾的肮脏小饭馆借酒浇愁。
年轻的母亲有一张女孩儿般的娃娃脸。孩子的脸却是长得像个小老头儿,描几道皱纹画上几撇胡子就更像了。
山楂嘛,是一等的山楂,又红又大,瞧着就使人嘴里酸溜溜的。
女人本身就是耐心,就是力量,就是男人们将许多事情做好的最可靠的保证,是稳定男人情绪的万应灵丹,尤其一个女人不难看是这样;难看的女人另当别论。
姚守义放下第一百零三支糖葫芦,立刻拿起第一百零四根竹签子,并且向年轻的母亲提出倡议:“咱俩把剩下这点山楂都穿完了怎么样?”
剩下那“点”山楂起码还够他和她每人再穿一百零三串的。
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笑,乐意地说:“行啊,反正我今晚也没什么事儿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