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逐步从“天命”观的阴影中走出来后,又会碰到另一个与历史观密切相关的问题,这就是“圣人之意”同客观形势的关系。柳宗元针对历史上的分封制是“圣人之意”的说法,著专文《封建论》予以驳斥,反复论证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18]。这表明,“分封”与“郡县”的设立,都是形势使然。但是,任何决策与措施乃至制度,毕竟还是要通过人来制订和实施的,这就进而提出了杰出人物的意识和思想同客观时势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司马迁著《史记》时,就已经提出来了,他在讲到做人物传记时这样说:“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19]他说的“不令己失时”,是针对各阶层代表人物说的。显然,这个“不令己失时”对于杰出人物来说,因其特殊地位与社会影响的重要,就显得更为突出了。柳宗元的《封建论》强调了“势”的作用,是历史观上的一个里程碑。柳宗元所论,无疑包含了“圣人”对“势”的认识,但并未直接道出来。但柳宗元所论却启发了宋人苏轼。苏轼指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20]可以说,这是对司马迁、柳宗元所论的一个极好的诠释。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一个从存在到意识,再从意识反作用于存在的认识问题。当然,对古人来说,这种认识还处于朦胧阶段,但在历史观的发展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天生蒸民”“天生民而立之君”到柳宗元指出“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民)之意”[21],人们经过漫长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历程,终于走到了这一历史认识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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