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先秦时期五经诸子之学为最高级的学问,汉代独尊儒术以后,经学(其实已经融合了许多子学的成果)长期处于学术中的最高地位,其地位与希腊或古代西方的哲学地位基本相当。究其原因,那即是经学本身即是理性之学。如果从字源上说,“经”的本义为“常”,经学就是关于常道之学,所以当然是理性之学。“经”还有经营之义,所以经学又是经世致用之学。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经世致用是必须应对变化发展中的现实世界的,不变的常道如何才能应变致用呢?所以在经学本身的理论中必须有“经”与“权”的结合。而在经学研究中必须凭借的不仅有逻辑的推理(西方古代哲学所凭借的只能是逻辑推理),而且必须结合另外一种以既常又变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这门学问恰好就是历史学。因此,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史学与经学是长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变中深究出“常”,从“常”来理解“变”。这就是中国的历史理性与古代西方的逻辑理性的异同之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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